【歷史文物】前幾天,Roger偶遇一位朋友,她在《號外》雜誌第一個訪問就是這個2014年鍾氏兄弟訪問,她竟然還記得!以下是這個專訪的transcript!五年多後再看,很有趣!
《號外》2014年7月份的專訪
Emily:這次訪問鍾氏兄弟,是因為你們將會有新碟推出。以前你們一直都是以福音歌手作為你們的定位,但現在轉向了比較社會性的面向,主要是甚麼原因驅使這個改變?
Roger:其實我們並沒有把自己定位為福音歌手,是其他人為我們定的,然後又被標籤為社會歌手。但對我們來說,這沒有甚麼分別,我們不會刻意地去區分這些。例如Stevie Wonder是福音歌手,但他也有說愛的歌、說社會的歌,我們又不會這樣去標籤他。可能因為香港的圈子、市場比較小,這樣標籤能更容易把歌手區分。但我們做創作的時候,並不會這樣區分。
Henry:如果你聽一下我們以前的歌曲,很多都是有關社會的歌。例如第一首歌《鐘聲》,不會有教會的詞彙在裏面,是有關於關心社會的。《夢想有一天》,靈感來自於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上一隻碟的《行公義好憐憫》、《無言者》都是與社會有關的歌曲,只不過當時可能大家認為福音的元素比較突出,這一次社會元素比較突出。我們做音樂始終要回歸到音樂的本質,是一項藝術。我們都是從“我們是一個聽眾”的角度,用“我們(聽眾)想聽到一首甚麼樣的歌”的心態去創作。
Emily:你們提到外國如Stevie Wonder不會被歸類、標籤,你們是否想改變香港標籤歌手的現象?
Roger:我們改變不了這個現象,但我們不會刻意地去想這個問題。回歸藝術的角度,我們寫歌、創作的時候,會從社會、生活上發生的事情得到靈感,因此去寫這樣的一些議題的歌,並不會特意去想這事與宗教有關與否。
Henry:宗教所說的很多觀念都是一些普世性的觀念,無論有宗教信仰與否的人都會認為是對的事。
Roger:例如公義,香港人現在常說的公義、愛等等,雖然是聖經上的一個quote,但皆具有普世性的。很多不同職業的人在生活上都很需要有一顆憐憫的心,例如醫生、社工。公義,社會上每個香港人都希望看見有公平。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刻意地標籤它們。
Henry:我們的新碟《極》除了有社會性的歌曲以外,也有包含關於愛的歌,關於如何回復精緻文化的歌,例如有關聽黑膠碟、懷舊的《黑膠人生》等等。其實我們有加入很多不同元素在裏面,所以我們希望聽眾聽歌的時候放下以往既定的框架、標籤,從聽音樂的角度去欣賞我們的歌,這是聽歌最好的方法。
Emily:剛才Henry 說到懷舊的元素,我留意到你們之前已經很喜歡與一些香港以前的音樂人合作,這是否也是你們的理念之一?
Henry:對。因為他們除了是以前的音樂人以外,他們也是現在的音樂人。
Roger:可能因為我們聽外國的歌曲比較多,雖然我們也是聽廣東話流行音樂長大的,但有一段時間在美國。我很欣賞外國的歌手會與以前年代的歌手合作的精神,每一次聽那些歌,都像是被帶到那個年代,或者能做到reintroduce一些我並不認識、以前的一些歌手。你會發現原來有些現在在做的事情,他們在他們的年代已經有在做,你就會有種尋根、薪火相傳的感覺。我們喜歡尋根,例如原來大L那時候已經在唱Joe Cocker。
Henry:對。他們已經在唱那時候俗稱的“市井歌曲”,或許《時代的顛覆者》就是現年代的市井歌曲。所以我們只不過是跟隨源頭,去做我們believe in的音樂。
Roger:比如說發現外國有Stevie Wonder, Ray Charles, 我們香港有梁球。香港失明歌手不多,或許只有他一個,更是創作型的歌手。這就是我覺得身為一個聽眾,當我們放下我們一些既定的包袱去聽歌的時候,同時可以學習欣賞一些前輩所做的事情。我們就是想讓聽眾重拾“以前有的東西,不一定是out的“這個想法,甚至可能是溫故知新。
Emily:會不會加了一些本土性的元素到歌詞、音樂裏面?
Henry:我們大部份的歌都是用廣東話,用廣東話就是本土性的象徵。
Roger:我們作曲是沒有特意去想是否本土,我想我們日常遇見的事情、社會發生的事情很難不是本土,但我們沒有刻意“為本土而本土”。我相信只要你關心這個社會,你就會想去探討這些事情,於是我們希望能在新專輯《極》裏反映我們所觀察到的事情、生態、社會的變遷等。我們不會給大家一個absolute answer,只是跟大家探討究竟我們這個社會未來的路向會是怎樣的。
Emily:你們這些日常的觀察與你們本身的生活、職業有關嗎?Henry是律師,Roger是大學助理教授。
Henry:絕對有關係,我的職業就是與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溝通,他們會向我反映他們對社會的想法。我能透過跟他們的第一身的接觸,得知他們對社會有甚麼不滿,有甚麼意見希望表達。
Roger:我也有的。很多時候我跟學生接觸,聊起他們對未來的發展、前景,他們很多都不知道自己想幹甚麼的,很迷失。這能在我們歌詞裏面看到,例如《時代的顛覆者》裏有我寫的一句“我也不斷尋求,始終找不到”,就是想著我的學生想出來的,就是說現在的社會能否指引他們這一代人一條出路。這些都是他們日常會面對的問題,我也是經常聽他們說、跟他們探討、指導他們,雖然我覺得我也還在尋求。所以說我們的歌詞很多時候都反映了我們工作遇到的事情。
Emily: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你們是歌手,但同時有自己真實的職業和生活,與樂壇很不一樣,為甚麼你們會選擇以這種方式存在的呢?
Henry:我想我們是獨立的音樂人。
Roger:我想這不是一個選擇,我們沒有特意去選要到主流那邊或獨立那邊。在05、06年,我們從美國回來,我們創作了一些歌,並贏了一些獎項,發現自己也許在這一方面有天份。我們在美國的時候有夾band,一直熱愛音樂,與音樂建立了不解之緣。我們很喜歡聽歌、jam歌、喜歡玩、唱、吹口琴。到了天腳底,也要找到人一起jam歌,例如到黑人區。所以回到香港,我們只不過是繼續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香港沒有黑人區可以去,我們只是換了一個方式玩音樂而已,就是多寫點歌。我們的歌的根始終是在教會,一開始寫歌是為一些教會機構的作曲、作詞比賽,主要以鼓勵年輕人為主。
Emily:是否因此被定位為福音歌手?
Henry:福音歌手是我們的根源,這是一定要acknowledge的。始終無所謂被定位、標籤為甚麼,(Roger:對。有好多標籤,如藍調兄弟、爵士兄弟、靚聲兄弟。)只要認得是我們就可以了,是榮幸來的。福音音樂有很多很好的元素,有藍調、爵士、Rock’nRoll,我們只希望把這些與香港的福音音樂、香港的樂壇接軌。
Roger:因為Henry是一名藍調的口琴手,其實藍調Blues本身與Gospel出自同一個家庭,因為第一個作Gospel music的人本身是一位Blues musician,我們很想以我們的歌曲帶出這些歷史。其實根本不用怎樣區分,就算一些人說他們是“Rock友”的時候,其實追溯到Rock’nRoll歷史根源,Elvis Presley, Jerry Lee Lewis都是運用很多Gospel音樂的元素去玩音樂的人。當時美國的Gospel musi-cian更指Rock’nRoll的人偷了他們的音樂音樂,變了靈音樂、Rock’nRoll。很多時候音樂的種類只是人區分的,其實最後音樂就是音樂,用音符去表達。
Emily:你們會不會嘗試用不同的音樂風格?
Roger:已經很多了。被人說過有太多風格,像吃自助餐似的。我們其實一定離不開有藍調、爵士、靈的元素,這此的新碟我們有了更多的嘗試,例如古典和Rap的Fusion,5、60年代比較懷舊、retro的編曲,更有美國70年代Philadelphia靈的聲音,我們這次為了真切地將那個聲音表達出來,我們因此特意飛到美國錄製一部分地歌曲,找了一班很出色、首屈一指的LA音樂人與我們一起玩音樂,亦有與第七屆格林美得主歌手Andrae Crouch合作,他多次為Michael Jackson作和音的。
Emily:你們希望聽眾接收到你們的甚麼?
Roger:其實沒有所謂。我最希望人們不要犯我小時候的錯誤,只認為自己覺得好的東西才是好,應該放下聽音樂的包袱和偏見,嘗試從欣賞的角度接觸從未聽過、不熟悉的音樂。因為這隻新碟裏的歌曲風格都是香港比較少見的,但這正正是我們想做的事,若不,根本不需要有我們鍾氏兄弟了。
Henry:對。我們最希望大家with an open mind,打開懷抱去聽。無所謂大家標籤我們爵士、藍調、福音,但如果大家聽得出來我們有這些元素當然是好的。
Emily:聽得出來你們對音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坊間比較少說你們的音樂,例如《時代的顛覆者》人們比較多說你們歌曲的社會性,以前則看重你們的福音元素。你們對這些image蓋過你們的音樂,有甚麼看法?
Roger:我又不這麼認為。若我們不這麼認真地去做我們的音樂,就不會有人理會我們了。很多時候訪問我們的人都會跟我們聊音樂的。音樂是一種表達,始終無所謂別人的標籤。我可能就是希望人們回歸音樂,音樂本身就是我們有話要說,我們的曲、詞、如何鋪排歌曲,我們的每一張碟都是一個concept album,你們會聽見我們的概念。所以,我很希望聽眾買我們這張碟,現在越來越少人買碟,在music is free年代,其實我覺得買碟是很“型”的行為,就好像買書一樣,用手機、pad來看與買一本書來看是很不同的,是一個有態度的行為。
Henry:是尊重作品、art的行為,我們小時候王傑出cassette帶是一件盛事,當時還沒有連鎖的店,人人到小店排隊,那天售罄以後第二天又再去排。我們希望我們現在出碟,會讓人重拾買碟的樂趣。
Roger:撇除consumerism來說,我去旅行的時候總會逛逛當地的唱片鋪,有一次到台灣,看見他們有一個架子,寫著“你還記得他們的第一次嗎?”。不論這是marketing strategy與否,你都會發現他們是很“有心”地找一個角度去尊重這一班歌手的歷史、第一張碟。我覺得這很值得我們學習,會感覺你做完一件事後,會得到別人的尊重。尊重很重要,我自己也是做研究的人,我發現當你尊重文化的同時,自然地你也會對自己身份、自己地方文化、發生的事情感興趣,這些都是很自然地走在一起的。特別在香港這個社會,尋找一個路向是很重要的。
Emily:為甚麼會用《時代的顛覆者》為歌名,“顛覆”二字在香港比較敏感。
Henry:這名字並不是我們定的,當初是一個機構讓我們寫一首主題曲。這歌名是他們給的其中一個要求,另外亦要求歌曲具有顛覆性。
Roger:顛覆性的意思就是,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自己既定的生活模式,我們能否創新,重新想像未來的路。《時代的顛覆者》就是說很多人會標簽了一些希望改變的人作顛覆者,因為有一部分人並不想變,他們便立刻成為了對立。但其實顛覆一些不好、舊的東西,翻新並令社會進步的,是一件好事來的。
Henry:我們說顛覆其實首先是由顛覆自己開始,自己一些既定的思維、概念,你要先改變自己的想法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從而改變這個社會。那個機構要我們寫這首歌,但聽到作出來以後結局有點太悲了,不適合作為主題曲、大合唱。於是,我們再作了令一首給他們,名字是“重新想像”。但我們很喜歡《時代的顛覆者》,填詞的時候已經很想邀請大L和梁球,他們在他們範疇裏的顛覆者。在70年代的時候,當所有人都在唱英文歌的時候,大L是第一個唱市井廣東話的流行曲。梁球是一名失明人士,他在爭取失明人士福利方面是一位顛覆者,甚至在樂壇也是,他是第一位失明的歌手。我們當時期望我們三個年代的人合作會有一些化學作用,亦令聽的人感覺他們唱的時候會很有力量。
Roger:不只是80後,是不同年代的人在說同樣的事情。
Emily:有沒有想過會得到如此大的迴響?
Roger:沒有,甚至在我們選歌的時候,我們很驚訝選歌組的人員選擇這一首。
Emily:這首歌現在都被很多人作政治解讀,你們會否害怕被列入政治歌手?有否想過下一次邀請政界人士合作,例如在MV裏出現?
Henry:我想沒有這個需要。
Roger:我們寫歌的時候其實想表達很多想法,不只是社會或其他被標籤的東西。
Henry:我們新碟有一首歌是關於愛的,希望大家聽完標籤我們為愛的歌手、世界大同的歌手。
Emily:說起世界大同,我們有聽到《One World》這首歌,你們怎樣看世界大同和本土的關係?
Roger: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一幅漂亮的畫,色彩繽紛的一幅畫,如果只有一個顏色,它成不了一幅畫。我正正覺得如果一幅畫裏的一個顏色沒有發揮自身顏色的作用,紅色不是紅色,是做不出一幅漂亮的畫出來的。世界大同就是這樣,你一定要有你自己本土的元素,如果非洲人不是非洲人就不行了。你必須有自己獨特之處,本土也好、本地也好,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才能談得上面向世界。紮根本土是很重要的。若不,其他人不知道該從甚麼角度欣賞你的文化。
Henry:這首是我們新碟中最後的一首歌來的,算是一個小小的總結,當我們欣賞其他地方的文化時,應該向該地方好的方面學習,每個地方都有好的東西,例如我們聽印度人唱歌,他們有一套獨特玩音樂的方式,有不同的樂器等等。香港也有很吸引的地方,例如盧冠廷,我們就是嘗試用這個方式把好的東西呈現出來。其實我們這個MV不是MV來的,我們採用了現場錄音錄像同步,不是“咪嘴”的,這在香港是很罕見的,甚至不知道是否未曾發生過。我希望大家聽這些歌的時候,除了聽別人的好東西,也要珍惜自己的好東西。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元素、人才、音樂人。其實我們也做了一點小動作,大部分人雖然是外國人,但大部份的景都是在香港拍的。我們就是希望表達如何與世界連接,我認為當我們說紮根本土的時候,不是指我們要關上自己的門,自己顧自己。
Emily:我們也聽了另外一首《麻醉式快樂》,為何MV會用動畫的呢?
Roger:因為Henry很喜歡Kill Bill。
Henry:其實因為若大家有一直留意我們鍾氏兄弟的MV,會發現我們MV的製作是一直在進步的,從不懂怎麼拍開始,到現在我們越來越多自己意見的參與在裏面,希望能增加趣味和吸引人注意。在music is free的時代,很多人都是用眼睛去看音樂,多於用耳朵去聽。我們很榮幸人們繼續看《時代的顛覆者》,因為導演是很用心地把它拍得很好的。當然我們希望推出新歌的時候,大家的眼球會繼續注意我們的音樂。所以我就想了這個方式,我本身很欣賞這位動畫大師麥少峰,他已經製作過很多動畫,也贏過一些獎項。我覺得他是香港一個很好的人才,符合我們紮根本土的意念,我們當然要善用香港優良的人才。《麻醉式快樂》這首歌比較有傻豹,適合用比較鬼馬的方式表達。他聽完這首歌,立刻就有了一個story board,他的想像力令我們的歌更加昇華。
Roger:他用一個超現實的動畫,表達我們比較現實主義的歌詞。讓人自然地想,究竟這首歌在表達些甚麼?因為很多時候,一些很現實主義的歌會令人卻步。這是一個有趣的手法,借超現實、假的世界來諷刺現今的世界。我還想說其實我們是許氏兄弟的粉絲,在《天才與白癡》電影的開場就是用了動畫手法,這首歌可以說是我們鍾氏兄弟向許氏兄弟的致敬。我向許冠文本人說過為何我們的名字是鍾氏兄弟,雖然不是我們改的,是Uncle Ray改的,但其實也是想向許氏兄弟致敬,因為他們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Henry:他們是香港的流行文化裏不可或缺的,影響了一代的人。
Emily:你們的歌有沒有受許氏兄弟影響?
Henry:這一首《麻醉式快樂》絕對是的。許冠傑很多的歌都是在觀察到社會上某一類人,例如《學生哥》、《尖沙嘴sushi》、《傀儡》、《人版》、《封佢做偶像》等等。我們也是觀察到社會上有一些人會沉醉在麻醉式快樂裏,有的時候自己也變成了這一種人。我們就是想用歌讓人反思自己是否這一類人,但歌詞裏面沒有說做這類人是對是錯。其實這只是自己一個道德的判斷,有些人甘於做這一類人,因此活得很快樂的,這是沒有問題的。
Roger:我們不會判斷任何人,但這個動畫弔詭之處就是如果有人看完以後問我:「Roger,點解你個MV咁暴力?」我會回答他說:「我捻你都未醒!」
Emily:MV的結局要點悲慘,但會不會是一個預言呢?
Roger:我想應該交給觀眾去解讀,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我和導演討論這MV內容的時候,我們都有不同的解讀。究竟是否只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當了社會的木偶,另一條就是跌至頭崩額裂,但會否有第三條路呢?我們會否可以轉身面向那個黑影呢?那個黑影又是甚麼?我希望觀眾去想想。
Emily:是否你們不會放太多value judgement在你們對社會的觀察裏?
Roger:每個人都有value的,我們只是不想去作道德的判斷,因為有時候在你作道德判斷的同時,你是在說你自己。但有時候判斷一下自己也是件好事,但始終每個人在社會上做了一些事,皆有他們的原因,我當然會為自己作判斷、提點自己,但不會要求、批評別人。
Henry:我們用歌曲去表達,就是用一種較soft的手法去表達自己的看法。我想音樂很容易進入人的心,音樂奧妙之處就是聽我們歌的人所領悟到的都不盡相同。
Emily:有否想跟隨哪些role model,例如Bob Dylan?
Henry:Bob Dylan 當然好了。 Stevie Wonder,許冠傑,Beyond等等都是。新碟裏與我們合作的的都是,例如梁球、夏韶聲、盧冠廷等都帶給我們很多的靈感。
Roger:Beyond的《光輝歲月》講Mandela,我們也有《夢想有一天》講馬丁路德金,這些都是一直以來對我們的影響。這些都是一些普世的想法,是影響我們寫歌的題材。
Canaan:在新歌《瑪門》裏你們引用了聖經,你們指出金錢與道德是對立的,亦指出人們希望表面神聖,但內在保留惡魔的慾望。是否想透過這歌改變社會的想法??
Henry:我們並不是想改變人們的想法,有些人會選擇瑪門,我們不是判斷他們的道德,只是說他們不能兩邊都要,不可以“神又是你,鬼又是你”。你一定要選一條路,你選了道德的路,不代表你會飛黃騰達、一帆風順,可能會像《麻醉式快樂》裏那樣跌得頭破血流。其實音樂是我們令聽眾反思自己價值觀的工具,我尤其希望《瑪門》這首歌能“到肉”地令聽眾反思。我們不會為聽眾選擇,只會把選擇交給聽眾。
Roger:最重要他們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負擔其帶來的後果。所以我們的新碟名叫《極》,「極」有很多的解釋,我希望人們想想是否身處於一個兩極的社會,又能否在極的當中顛覆自己的極。「極」的解法超越了宗教,很多宗教都採用這個字,裏面說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極(極限),但我們能否顛覆我們的極限。我們很多的歌曲都是說人們如何去選擇,選擇自己走的路。我們在兩極化的社會,究竟能否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Canaan:聽到這首歌的背景音樂主要採用了小提琴,中間運用了教會的風琴,是甚麼原因令你們採用這個樂器?是否希望呈現一個對比?
Roger:其實有想過這件事,我叫編曲大師Ted Lo編這首歌的時候,我說一定要有風琴,但其實這是我自己小小的想法。現在有些人常常標簽教徒,放風琴聲在歌裏就是想表達一些人拜金,其實也是一個信仰、一個信念。這首音樂是哥特式的風格,有古典的哥特式成分在裏面,因為哥特式的歷史有涉獵到拜金,因此很多人都會採用哥特式風格來表達拜金。
Canaan:那歌詞裏「蝙蝠俠與小丑」是指怎樣的對比?
Henry:蝙蝠俠與小丑是一正一邪,其實也是一個極。與瑪門與上帝相似,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上帝。小丑與蝙蝠俠是兩個對立面,他們中間有雙面人。蝙蝠俠黑夜降臨也探討了這個正邪的問題,所以我希望放在歌詞裏面會讓人有更多構想和畫面。
Roger:瑪門與上帝,瑪門代表了金錢,上帝代表的是正義、美善的事。希望大家想想這是不是一個對立?你能否得到慾望,又得到貞節牌坊呢?蝙蝠俠與小丑在漫畫上是一個對立,雙面人亦正亦邪,最近電影《黑魔后》、羅大佑的歌《耶穌的另一個名字》都是在說這個理念。
Emily:你們接著會否有演出?
Henry:有的。在7月26日將會舉行CD發佈會,在尖沙嘴的The Luxe Manor。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0的網紅ezManager,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停止勉強來的快樂與積極,接納每一個情緒裡最真實的自己。 勇氣源自於脆弱,沒有脆弱就沒有勇氣的誕生。 :: 你即使做對的事,仍有人見不得你好,酸民與負評如何看待,感動百千萬人的社工博士Brené Brown,經歷比我們更慘烈。 從脆弱的力量,到召喚出鑽石般光芒的勇氣! #國外商管類 讀書會,G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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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五出爐的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定」,馬上就傳出說中國根本不簽,還要再談。週末的中國媒體,絕口不提協定成果,就是惡兆,現在敢直接打川普的臉,我們等著看有什麼下場。另一方面,騰訊又偷偷地開始播NBA的比賽,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這兩個事情加起來看,我們可以認定,北京對國家的掌控力仍強,對愛國主義的控制仍然能收能放。而這也同時表示,共產黨的統治菁英,自信滿滿,自以為是不急不徐地「玩」著川普。
對香港的反抗運動來說,當然是不妙的。最後,還是只能靠川普,把共產黨凌遲處死了。
另外的新聞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了三個做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其中包含了第二個得獎的女性,同時也是史上最年輕的得獎人,Esther Duflo。來回顧一下我在2011年寫的報導。
杜芙蘿(上)
要做善事,我們想到的都是到非洲幫助難民,不管是到那一個國家,不管是去做什麼事,和一群黑黝黝的黑人照相,很可以是歐美白人和亞洲有錢人掛在牆上的戰利品。我是沒有資格去批評他們,因為我什麼也沒做,而且很多到非洲做好事的人,做的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看比爾‧蓋茲好了,誰能像他一樣,一出手就是幾億美金在做善事,這不是贖罪券那麼簡單的花錢買心安。
但是做善事,就像做事一樣,要講方法,要講目的,要檢討反省。要講人類社會的方法,當然是要靠我們無所不在的經濟學家了。最近在經濟學界裡的顯學,就是有關這方面的發展經濟學,顯學的證據之一,就是美國經濟學會在今年把號稱比諾貝爾獎還難得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頒給了麻省理工的杜芙蘿(Esther Duflo)。比諾貝爾獎還難得是因為,這個獎只頒給四十歲以下的經濟學家,在今年以前還兩年只頒一次,Paul Samuelson和Milton Friedman都是早期的得主。想想看,經濟學家平均在三十一歲拿到博士學位,在九年內得發展出自己的研究領域,還須得到人人都認為自己最厲害的經濟學家廣泛的認可才有可能得獎,多不容易。蘋果橘子經濟學的李維特Steven Levitt也是早慧的得主之一。
杜芙蘿做的事,和李維特還有一點關係,我們都稱之為應用個體經濟學。李維特之前還說過一個和杜芙蘿有關的八卦,他說杜芙蘿和去年克拉克獎章得主,也是法國人的Emmanuel Saez兩個是麻省同學,一起上就業市場的時候,還在談戀愛,還同時是學界注目的焦點,芝大搶在就業市場開始前,就請兩個一起先到芝大演講、面試。毫無疑問,兩個都拿到芝大高薪的合約,但是都被別人搶走,看有多受矚目。
和李維特不一樣的是,杜芙蘿沒有大量用幫助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來找因果關係,而是用準實驗(quasi-experiment)的方式確立因果關係。比如說,我們常講高師生比例對學童教育很重要,但到底有多重要,多花錢請老師,真能提高教育水準嗎?杜芙蘿和其它兩個大牌,就在肯亞,隨機選了一些學校,幫他們每個班級多聘用一個老師。在和其它對照組相比之下,發現多一個老師的班級,因為老師會偷懶,學生的成績並沒有變好。
類似這樣的研究,杜芙蘿還有很多,多半在教育和衛生健康這些我們一般認定和經濟發展有關的項目上。意義當然很大,你如果跟比爾‧蓋茲說,因為老師不足,而造成非洲經濟發展落後,所以要跟他要個一億美金請老師,結果後來發現沒有用,那不是就像我開頭說的,做善事沒用對方法嗎?那還不如不要做。
杜芙蘿的研究,其實直指人的自利本性。如果善事沒有針對人性誘因設計出一套可行的方法,那只是有錢人自我安慰而已,只要制度設計對,錢不用很多,就可以大幅幫助落後國家。比如說,在她這個研究裡,她和其他兩名教授發現,明明施肥可以增加農作物產量,而改善生活,為什麼肯亞的農民不願意施肥,就算政府大幅助肥料,也不見普遍施肥。他們發現,在剛收成後,給農民買肥料大幅折扣,會有很強的效果。就這樣一個小小的改變,不用多花錢,就解決人性偷懶的問題,這不是比找影視明星去慈善義演更有用嗎?TED的演講,有她自己對這些發展經濟學演進的看法。其實想一想,她做的事,和貝克說的學經濟的初衷,有相呼應的效果。但是像是對蘋果橘子經濟學的反彈一樣,一些大老,像是MIT的Daron Acemoglu(也得過克拉克獎章)和普林斯頓的Christopher Sims(得諾貝爾獎的呼聲很高),對類實驗經濟學的受歡迎,不以為然。到底怎麼回事?
杜芙蘿(下)
杜芙蘿在麻省理工的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
科學研究上,對照實驗是確認因果關係的最佳途徑,但是醫學或是經濟學的研究,還有另外一層考量,就是實驗對象沒有辦法是一模一樣的群體。比如說新葯的實驗,雖然對兩群人做了對照實驗,但我們不能直接判定,兩群人治療結果上的差距就是治療的成效,說不定其中一群人剛好有一種基因是另一群人所沒有的,而有這個基因,葯才會有效。所以我們得把實驗隨機化,確保兩群人在各種特性上,分佈是一樣的,沒有統計上的區別。
很多時候經濟學是無法做隨機實驗的,你能想像說柏南克為了想知道寬鬆的貨幣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而對美國經濟作實驗嗎?當然不可能,一來結果成敗影響太大,沒有人可以容許他亂搞,二來,沒有隨機的對照群體讓他比較,結果的判讀也一定不準確。
但是發展經濟學,尤其是個體範圍內的研究,非常適合隨機對照實驗。不但在落後國家有大量的群體供這些經濟學家實驗,因為這些地方比較貧窮,研究計劃不用花多少錢,就可以取得大量數據。所以在非洲,尤其是講英語的肯亞,還有在南亞的印度,各式各樣的計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不少美國的大型慈善機構、基金會等,也非常願意經濟學家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做善事,真的得像做事業一樣才行。幾個力量加下來,讓杜芙蘿及J-PAL不紅也不行。
但隨機實驗畢竟不是萬靈丹,照Christopher Sims的說法,這些「機巧」的方法,是在逃避計量技術進步上的挑戰。身為一個堪稱瘋狂的計量經濟學家,他當然有十足的立場罵這些後輩不長進。這個批評,尤其是在總體經濟學上,是非常有力的。就像我舉的柏南克的例子,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永遠沒辦法在這個議題上做有意義的對照實驗。建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s),然後設法測出參數,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能想辦法不斷地改進我們的模型和計量方法。不過傅利曼說,這個問題也不是經濟學獨有的,他說高等的天文物理,也是一樣沒辦法做對照實驗。
另一派質疑的代表是Daron Acemoglu,Acemoglu是土耳其人,也得過克拉克獎章,是有名的「牲畜」(animal)。說他牲畜不是罵人的話,郭凱說過他的一個故事(一時找不到原文連結),他說在麻省拿課的時候,他們同學為了提早準備,向Acemoglu要下一堂的講義,結果Acemoglu說他沒辦法給,因為還在寫。還在寫不是在打混,而是近百頁的講義沒那快好。如果你看Acemoglu的文章數量,再看他備課認真的程度,不是牲畜,難道是人嗎?
言歸正傳,Acemoglu的批評是對於隨機實驗在政策意涵上有可能會下錯結論,主要的原因就是這種reduced-form研究,乎略了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比如說,要研究政府財政補助對教育的影響,我們可以直接隨機選一些地區發錢作實驗。發錢有很多種方法,比如說可以辦課後輔導。隨機取一些學校學童,免費讓他們上課後輔導,再看他們和對照學童的成績差異,就可以下結論說政府在這方面補助教育有沒有用。
但如果你知道一般均衡的概念,你大概可以想到,那會不會因為有了課後輔導,原先家長會指導小孩功課的,樂得輕鬆,反而不教了?那政府的課後輔導和家長的投入教育互相取代,得到的效果不是純粹的(小測驗:那真實的效果是比觀察到的效果更好還是更差?)。這還不是一般均衡,只是多一個市場均衡而已,真的一般均衡,還的把政府額外的財政支出對家計經濟的影響也要納入考慮,問題複雜得多了。這個絕對無法用實驗求出,而如果政治人物只聽這個研究的「片面之辭」,錢一亂花,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這些大老,不是只是看著杜芙蘿大出風頭而眼紅,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挑戰。我覺得李維特對這個趨勢的批評,最有意義,他說「因為這些實驗容易達成目標,讓經濟學家乎略了問好問題的重要性。換句話說,誰都可以來評估實驗的結果,為什麼要把一些全世界最好的腦袋花在這些容易的事上?」很諷刺的是,李維特自己的蘋果橘子經濟學也助長了這個趨勢。
杜芙蘿(續)
有讀者來信告訴我紐約客上剛好有一篇講杜芙蘿故事的長篇,看了以後,覺得我之前著墨杜芙蘿太少,講得比較是結構上的問題。如果從杜芙蘿這個人出發,角度會有些不一樣,但是一樣會發人深省。
西方國家教養很好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孩,很多都是充滿理想性,因為父母已經讓你衣食無虞了,如果你沒有走上虛無漂渺的自我毀滅之道,多半會想幫助弱勢的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美國的年輕人,大學左右年紀的,不少會花個一、兩年到和平工作團當義工,就是這個道理。而每個做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如果不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多半也都還保有這樣「拯救世人」的高尚情懷,但因為理想祟高的人多半不能接受人家質疑,很容易就上火,所以看發展經濟學家討論起來也相當過癮,因為很容易就吵起來。
杜芙蘿的父親是數學教授,母親是醫生。杜芙蘿說她的世界觀大概就是從「左派、基督教的主日學」裡來的,她媽媽從七0年代末期起,每年固定會花好幾個星期到非洲或是中、南美洲義診因戰爭受傷的小孩。在這樣的家庭成長,杜芙蘿會把消滅貧窮這樣的事情當成職志,一點也不意外。
但是杜芙蘿和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是,她沒有特別的觀點,她相信數字,她相信剔除噪音後的數據資料,所以她說她從來沒有不喜歡她實驗出來的數據。因為拿數據說故事,而不是有了故事後才找數據,你當然永遠可以熱愛實驗結果。
但就是這樣,她和不少大牌,或是主流思想槓上了。她之前的一篇講微型信貸的研究論文,就捅了大馬蜂窩。因尤諾斯而走紅的微型信貸,近幾年被捧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之道,因為符合了很多人的想像,最重要的想像就是結合了「婦女掌控、市場經濟和切實可行性」等特點。但是杜芙蘿等人在印度的研究發現,微型信貸沒有用,不但沒有增加家戶的消費力,各種指標,像是教育支出,健康情況等,完全和沒有微型信貸的時候一樣。
因為微型信貸已經變成一個不小的產業了,很多人投入了心血,對於這樣的結果很多人不能接受,在各個方面攻擊她和J-PAL,但是數據還是太強了,反駁的人,找了一堆人寫了一個大報告,結果裡頭只能放進許多微型信貸成功的小故事,完全沒辦法在科學基礎上說服人。
杜芙蘿說,發展經濟學經常就是從一個潮流擺到另一個潮流,之前是建大壩,然後是提高教育水準,接著是微型信貸,現在又回到建大水壩。經年累月下來,落後國家的經濟還是沒發展起來,援助金額倒是越來越龐大。她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部份的計劃都沒有正確的評估方法,所以她弄J-PAL,目的是要弄成一個可以到處做隨機實驗的大型機構,把所有在落後國家做的計劃都好好衡量、評估一番。
紐約客的文章裡特別提到一個故事。搞發展經濟學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是Jeffrey Sachs,靠著諾貝爾獎得主的名聲,Sachs有很多金主支持他在非洲的一些大計劃。比如說,他找了一些錢,打算在非洲發蚊帳,因為蚊子還是瘧疾在非洲肆虐的主要原因。計劃開始後幾年,Sachs主動問J-PAL怎麼評量他的蚊帳計劃效果,杜芙蘿說現在做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之後再發的蚊帳,她們可以參與。Sachs沒回應,結果不久後,在紐約時報的訪問裡Sachs說,隨機實驗裡的對照組不能拿到蚊帳,「讓他很痛心」,所以他不願意用杜芙蘿的方法評量。杜芙蘿的回應是「大便啦(crap)」。Sachs根本就是反科學,因為整個計劃代表的是他的心血,他的名聲,他根本沒辦法接受客觀評量下的任何結果。
在我看來,非洲國家要真正脫離落後的宿命,關鍵還是在良好的法治制度和市場經濟。Jeffrey Sachs這樣的人和事會一直存在,因為總是有富人願意花錢買良心,願意拱一些所謂的良心學者做這些事,而我前面說的西方國家教養很好的中產階級,就會變成這些所謂良心事業的馬前卒。杜芙蘿和她的這些研究,在科學上的推進是漸進的(incremental),但恰恰變成良心事業者的照妖鏡,到底你們在幫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還是你們自己?
(後記,Jefferey Sachs就是史上最舔共的經濟學家,不知道拿了共產黨多少錢,儘拍北京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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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2019)
其實上星期二便已經看完這部被眾多媒體盛讚為今年下半年度必看的青春熱血籃球電影,但一方面基於惰性使然遲遲沒有動筆寫下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想讓子彈飛一會,看看上映之後大眾是如何評價,同時也避免各位在看過我充滿偏見的言論之後打消了進場觀影的念頭,於是就一直拖到現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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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於《下半場》,我覺得以感性層面來說,光是台灣繼《功夫灌籃》這種不明所以的奇葩之後,又誕生了一部以真實事件為基礎,實實在在、沒有輕功、沒有三小風火輪的籃球電影,我想此等勇氣與決心,便值得所有台灣喜歡籃球、熱愛籃球、沒有籃球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然後又喜歡電影的人進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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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監製與導演也很聰明的,搭著近幾年來HBL的風潮,改編了高國強、高國豪在冠軍賽場上兄弟鬩牆的真人真事,拉出了一條關於奮鬥、關於青春熱血、關於信念與和解的故事,成功地讓那些平時沒有在看籃球、甚至不懂籃球規則的人也能毫無負擔的進場觀影,並且被搧情的劇情搞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想這點是相當成功,甚至可以說是近幾年運動電影的某種標竿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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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覺得《下半場》所遇到的問題,就如同所有真實事件的改編所會遇到的終極挑戰,也就是並無法在兼顧改編與創新的前提下,發展出一個比現實生活更加有趣的題材,也讓他們被迫以更為煽情、氾濫的方式去處理整部電影的劇情與人物關係互動,搞得最後在核心議題上的失焦、過多雞肋的功能角色、以及籃球場上的失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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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來說,前陣子看了以美國知名連續殺人犯Ted Bundy為主角的真實紀錄片以及改編劇情片,雖然劇情片幾近忠實的還原了Ted Bundy狂妄的一生,但看在觀眾眼中,卻與此有強烈的疏離感,原因不外乎在真實事件已經如此有張力、且我們已經確知事情走向時,藉由再度演繹後的「劇情」已經無法滿足我們對於「驚喜」的期待,那些看似不可能發生的情節,已經不再新鮮、刺激,從而我們對於複製的劇情感到了無生趣,從而對於電影的敘事感到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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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樣的概念回到《下半場》中也是如此,對於那些喜歡籃球、甚至稍稍知曉高家兄弟對決過程的球迷而言,這樣的電影詮釋可說是相當粗暴且割裂的。首先關於兩兄弟的宿命對決而言,真實的狀況是,哥哥高國強在泰山高中經歷了兩年的磨練之後,在高三那年跟著隊友夾帶著全勝的氣勢闖進冠軍賽,迎來高中生涯的最後一戰,尤其在八強資格賽時又以一分險勝同樣呼聲極高的松山高中,帶給了他們無比的信心,可以贏得泰山高中隊史第一座HBL冠軍。這場球賽的看點,不外乎是野性十足的泰山高中,要來挑戰HBL的傳統勁旅松山高中,當然除此之外高家兄弟的對決也是眾所矚目的焦點。比賽正式開始之後,泰山高中挾帶的一路的氣勢,以領先十五分的優勢進入下半場,甚至第四節大部分時間也握有領先。沒想到這一切在最後幾分鐘風雲變色,高國豪人來瘋似的連投帶切,包含最後致命的三分彈命中,鎖定勝局,也讓松山高中就此拿下冠軍,賽後高一的高國豪強勢拿下MVP與新人王兩項大獎,開啟了往後最強高中生的旅程,而高三的高國強則淚灑球場,遺憾地結束了高中籃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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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籃球,我相信十之八九的人第一印象絕對來自於井上雄彥的《灌籃高手》,他當中關於勝利的執著、不放棄的精神、隊友間的革命情感、以及滿滿對於籃球的熱愛,是代代人關於籃球最美好的回憶也是難以忘懷的初戀。籃球迷人的地方是,場上的五個人就像一隻手中的五個手指頭一般,有長有短,但缺一不可,有了全部才是一隻完整的手。除此之外,你永遠無法想像,時間到點的那刻前球場上會發生什麼事,也永遠無法想像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人類究竟可以做到什麼,因此我們有了T-MAC的13秒35分,有Fisher的0.4秒,也有了櫻木花道的槍響絕殺。而當然,籃球員對於籃球的熱情、以及球迷們忘情的支持自己喜歡的球隊,甚至因為籃球而帶來的生命改變,也是籃球之所以如此迷人的地方,我想這部分NIKE與NBA球員合作的一系列「THIS IS WHY WE PLAY」呈現得相當精準,也相當令人感動。但,我以上說的這些,《下半場》有嗎?如果有,做的深入嗎?我十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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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來說,觀看《下半場》的過程,就像是看一個沒有那麼愛籃球、懂籃球的人帶著一群很愛籃球的人拍給愛籃球的人的電影。並不是說這部電影當中沒有籃球,沒有夢想、沒有掙扎、沒有衝突、沒有革命情感,只是在這樣的一部情緒綜合體當中,缺少了對於籃球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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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會說,這些說詞是那些籃球愛好者對於電影的吹毛求疵,那些籃球上令人著迷的概念,並無法完美的嫁接在電影上面。然而若我們以同樣是改編於籃球的《灌籃高手》來看,可能就可以發現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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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關於衝突,籃球說到底雖然是一個與人對抗的團體運動,但到頭來其實也是一種與自己的戰鬥,應該說所有的運動最大的敵人都會是自己。因此要持續進行這樣高強度的競技,最後必須面對的都是我為什麼想要打球這樣的問題。在《灌籃高手》中,我們可以看到主角櫻木花道最初加入籃球隊是為了追晴子,然後他覺得籃球有趣,又可以追晴子所以繼續留在籃球隊,然後他又感受到一切成就感,同時也可以追晴子所以他努力的練球,最後在與山王的比賽中,他感受到他對於籃球與晴子雙重的愛,然後也體會到一種有別與打架時所獲得的支持與信賴感,也第一次為了自己的之外的事情奮鬥,所以他感到安心與快樂。因此雖然山王過後隨之而來的是慘痛的敗北,但青春中的遺憾,伴隨著是下一次的成長,所以我們在此受到櫻木的感動,也完全能夠理解他的決定以及他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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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在《下半場》中,我們只能粗淺地看到兩個因為爸爸曾經教他們打籃球,所以喜歡打籃球的人,然後因為一些原因兩人分道揚鑣,各自開始打籃球。但關於他們執著什麼,為什麼打籃球、為什麼而戰、為什麼喜歡打籃球卻絲毫沒有著墨,弟弟的信念只以一句我想好好打球概括,而哥哥則又以一種極為濫情的集體式的光誠加油作為號招。如此輕飄飄的劇情鋪陳方式,也讓觀眾引頸期盼的最終對決,除了噱頭式的兄弟對決之外,衝突點只剩下那幾近無從得知從何而來的概念式強弱對決。這不是一場信念之爭,兩個人、兩個球隊的信念沒有明顯的相撞、這不是一場兄弟之爭,兩個人的關係除了兄弟之外,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處值得大書特書,然而這也不是一場與自己的戰鬥,因為我們看不到他們如果不打籃球、或失去籃球、或輸掉這場比賽會有什麼後果。而這些總總細節上的缺失,也讓最終決賽的呈現,流於表面形式上的雷聲大雨點小,感覺很像萬人演唱會台下都是動員的觀眾,台上演的拼命,台下也配合得很辛苦,看起來縱使畫面流暢,演員也相當稱職有帶入感,但總覺得少了靈魂,也讓觀眾對此有所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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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畫面情感上的空洞外,更大的後果是,電影從何導致青春電影中「遺憾感」的缺失。你難以想像一部青春熱血電影,少了「遺憾感」會是多麽可怕的事情。如果少了一個強烈的遺憾,那麼會讓整部電影的故事過程顯得無所適從,隊友間沒有感情,球隊裡沒有革命情感,對手間也沒有競爭火花,從而導致整部電影變成一個想像是的青春模樣,沒有人物、沒有細節、沒有過程,只剩下滿滿滿的情緒剪貼,你甚至看完不知道該如何定義或言說這段經驗,就只有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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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籃球場上的迫切與遺憾的缺失外,我想就如同上述所說,本片也缺乏那種零秒出手的迫切緊張感。我當然知道在本片最後有一個絕殺奪冠的鏡頭,但我說的並不是那個。我說的是那種觀眾隨著比賽進行而情緒起伏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場冠軍賽的安排,採取了最大眾的上半場大幅落後,下半場急起直追的戲碼,就像《灌籃高手》中對山王的劇情一樣。而在球場上有大幅領先,也就有拉鋸膠著,我們可以看到隨著劇情的開展,在第四節哥哥爆氣一波、然後弟弟突然失神的情況下(所以他到底為什麼失神?),雙方比數陷入拉鋸,最後就在小三的三分空擋命中下,追成的平手。我想這裡的問題會是,在前面那麼一大段的拉鋸戰底下,身為觀眾的我們只知道他們很膠著,但卻沒有被明確的告知目前的比數,從而對於場上的戰況除了概念之外,擔心沒有一個依據,所以對於所有的資訊只能片面地接受,而無法主動參與。這樣的狀況雖然到三分命中前有了個緩解,但本可以大書特書的絕殺場面,卻選擇以一個最無聊俗爛的方式結束。追平到落敗,情緒與情緒間的轉換過於隨便、快速,使得緊張感根本無從聚焦,追平快樂的釋放感以及突然落敗的失落感到感動大合唱的遺憾難過感無縫接軌,讓觀眾根本沒有時間梳理情緒,卻被塞了一大隊情境,使得整體場面寫得凌亂且無所適從。除此之外,將兩隊的對決化約為兄弟的和解,但卻少了其他球員的鏡頭,也忽視了籃球視為一個團體運動的本質,然後加以迅速散場的人潮,真不知該如何定義這樣的安排與調度,只覺得無限混亂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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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了敝人認為的故事主線上的問題之後,想說一點我對於第四節最後突然站在場上那段的看法。關於那段,或許有人會拿《灌籃高手》動畫版動輒半集一集的回憶跑馬燈來護航,比如說投一個三分球投了十分鐘,跑一個快攻,跑了一小時之類的。但我想與之不同的是,《灌籃高手》在如此陷入思緒與回憶的片段中,都會將場景轉化、甚至超寫實化。然而,我們在《下半場》當中所看到的卻是,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正在進行比賽的場中。我料想這樣的安排可能有兩個,第一個是當下場上真的要發生什麼事情了,比如說鬥毆前的醞釀、比如說突然昏倒,所以有了這樣的聚焦定格。第二個就是他想要仿效《灌籃高手》中的記憶閃回,或陷入沈思片段,因此讓他定格。但弔詭的是,他學只學了一半,只讓他沈思,卻沒有超寫實化的場景轉化,比如說四周陷入一片黑之類的,因此我看到的當下只覺得有幾種可能。1.教練怎麼沒有罵人。2. 教練怎麼沒有喊暫停。3.光誠怎麼沒有趁機猛攻一波。4. 怎麼沒有人撞到他。以上四種可能思考下來,只覺得這段的安排十分荒謬、也十分的突兀。更降低的敝人對於此部電影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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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如果要就一個稍稍中肯的角度來評價這部電影。我覺得就目前的結果看來,《下半場》是一部相當聰明、甚至還算成功的商業電影。他不僅演員表現十分突出極具說服力,幾個籃球員共同經歷的片段安排也十分討喜(練球部分我反而覺得是本片最大看點,光誠球員私底下的化學效應很棒,只可惜在比賽場上被導演完全浪費),劇情方面也很直率的硬是拉出一條親情為主的對抗,並加雜的青春熱血元素,讓那些對於籃球不熟悉的觀眾也有參與感,是一個能夠輕鬆進場完全沒有觀影負擔的作品。可以預期的,如果搭配不錯的口碑與宣傳推廣,票房上可能會有不錯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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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缺點就顯得比較可惜一些。它在劇情上沒有扣緊並回應「為何打籃球」的本質問題,並忽略了衝突的多重可能與深度,從而導致需要拿大量的支線劇情以及氾濫情感去補足,讓整部電影看下來,無法了解到一個深刻且完整的敘事脈絡,只剩下拼貼碎裂偶有哭點的情緒拼圖,也浪費了原先這麼好的故事前提與體裁,不免讓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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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從《海角七號》就開始喊的台片復興,這樣浩浩蕩蕩、大大小小的喊,也喊了十年。雖然偶有佳作,讓所謂的含淚相挺、到理直氣壯的支持出現了討論的可能。然而,我想除了行銷宣傳之外,就如同HBL近幾年的復興以及UBA的成長跟進。所有的事情到最後,看的還是誠意與結果。有了誠意但沒有結果,可能就變成趙德胤或《老大人》,但沒有結果又沒有誠意,那除了含淚相挺之外,我真不知道還可以說什麼。你看看如此熱血或熱的HBL和UBA到了SBL長成什麼模樣,投機取巧的式的操作結果,可能一時看得出成效,但觀眾與球迷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到最後一定會露出馬腳。我發現許多台片往往有好的概念與出發點,但往往結果卻不盡如人意,除了缺乏對於故事的熱情與愛之外,更大的問題都是出現在故事上。過多的議題與想法強塞其中,拼貼式的情緒片段交錯出現,到最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四不像。所以我說,追根究底看來,《下半場》想說的是什麼?是兄弟情?是青春?是失能家庭?是校園戀愛?是聽障選手奮鬥的故事?還是熱血與遺憾?還是遺憾後再出發?還是魯蛇的逆襲?還是勝利的執著?到底是什麼?議題很多看似很好,但如果無法收束成一個概念與方向,那就是一盤鬆散的沙,一套操作的工具,但回歸到作品本身,就越來越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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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想引鄭秉泓在這期電影欣賞文章中的話:「倘若一部商業電影連本地觀眾對什麼題材感興趣都搞不清楚,連一個故事該有的起承轉合都都不起來,連作品何以該以電影的方式存在於戲院銀幕都說不清理由,那還把它拍出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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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部分國片並沒有那麼嚴重,我也不是在特指《下半場》,但我覺得如果許多作品可能以更審慎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故事可能會更好,台灣的電影很有潛力,台灣籃球很熱血去看,LOV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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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拍應該會好看一點,至少他懂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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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很喜歡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句話,HBL就是又「H」又「BL」,如果這句話為真,且是本部片的原意的話,那我上述長篇的論都是廢話,看這句就好。讚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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